所以，建立在西方哲学框架下的所谓主客观分析来衡断荀子，无疑是方枘圆凿、扞格难通。
同时在民间也形成了固守田园、相忍相安、守望相助和睦邻友好的生活信条。可以说，中国的哲学智慧，集中体现在一个和字上。
它只是强调，只有通过和的方法，才能化解矛盾和对立，从而达到共生、共存、共赢、共荣的目的。和的文化价值及其实践意义从六经中的和的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全方位辐射，到史伯和实生物及孔子和而不同的哲学定位，再到先秦诸子对和的多角度、多层次的全面拓展和开发，作为中华文化根源性智慧集中体现的和，已成为中国哲学的思想精髓和核心价值。又《篇海类编·器用类·部》：《左传》：‘如乐之。《国语》：‘声相应保曰龢。这两种不同的文化模式，决定了解决矛盾的方式和手段的不同。
《庄子·天道》说：夫明白于天地之德者，此之谓大本大宗，与天和者也。《说文》：和，相应也，从口禾声。春秋时期的思想家晏婴，发挥了史伯提出的和实生物的思想，进一步扩展和深化了和同之辨的内容。
这一点亦可从中国古代的音乐理论和儒家的乐教中看出端倪。春秋末期，处于社会急剧分化、急剧变动中的孔子，继史伯、晏婴等思想家的和同之辨，更明确地提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即后来所称的和而不同的哲学命题，把殷周以来蕴涵在六经之中丰富的和的思想资源，引进到儒家的思想体系之中，从而进一步启发了先秦诸子对和的深入讨论，遂使和或和谐理念成为中华文化的公共话语，并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的价值取向。历史上，这样的教训实在是太多了。中国地理环境本身即体现了一种多样性的统一。
中国古人通过音乐提出和的理念，而音乐又源于天地自然之和。《说文》：龠，乐之竹管，三孔，以和众声也。
由于生产的需要，人们必须保持族居的形式和家庭的合力，才能应付农业生产带来的挑战。这种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方式，产生了安时处顺、安土重迁、重农抑商、重死而不远徙、天人相与等观念。《东都赋》：‘龢玲珑。在史伯看来，和与同是内涵不同的两个概念。
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等一系列人际关系的整体意识，便成为古代和谐理念产生和发展的强大动力。龢以左旁的龠表形，以右旁的禾表声，表示吹时，从长短不同的竹管发出的和和乐音以调和众声。如果一味地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搏一，谁能听之？同之不可也如是。衰败的主要原因，是周的统治者去和而取同，即没有处理好和与同的关系，一味地追求同而抛弃和。
中华民族和的理念或和谐哲学的实践意义，正在于能够化解和匡正人类面对的两大基本矛盾所引发的各种危机，使人类的生存发展真正能沿着体现和而不同理性智慧的大道前进。由此决定了中国早期文化有别于游牧草原文化和海洋商业文化的基本特点。
任何民族的物质生产和精神活动，都是在特定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下形成和发展的。史伯认为，这样的道理随处可见：如声一无听，物一无文，味一无果，物一不讲。
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到，从大乐与天地同和、和故百物不失，到如此则四海之内合敬同爱，最后得出乐者，异文合爱者也的结论。和是以它平它，即不同的东西相加所形成的共同体。从新石器中期起，一直到夏、商、周三代，统治者都高度重视农业发展。因此，在中国古代，通过农业生产和自然经济，把家庭和宗法血缘关系牢固地联系在一起，借以克服由单独个体所不能应对的困难。而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之所以陷入困境，主要是手段与目的二元分裂。据《左传·昭公二十年》载：晏婴在回答齐景公和与同异乎的问题时，明确指出和与同异。
《乐记》说：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同时在民间也形成了固守田园、相忍相安、守望相助和睦邻友好的生活信条。
如果说，大禹治水的经验和教训，成为夏、商、周三代君臣及先秦诸子共同关注的话题。在早期甲骨文中，和作龢。
而多元统一的文化模式，由于强调此中有彼，彼中有此，因此只有通过沟通、协调的方式，才能达到共生、共存的目的，于是和解、共生成为最优先的选择，于是产生和谐哲学。因此所谓乐，就是通过异文的交流，达到合爱的目的。
和与同两个概念的对举，是由西周末年郑国的史官史伯提出来的。那么，中华民族对待战争的态度，则更倾注了一种理性的审视和思考。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的二十字箴言，是对中国文化多元统一思维模式的最精辟概括。第三，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又决定了中国古代以家庭为本位的社会类型。
中国具有外部相对封闭，而内部又具有多样性的地理环境。其次，上述地理环境的特点，又决定了中华民族以农业立国的发展方向。
这种建立在辩证思维基础上的文化模式，有别于西方强调矛盾和斗争、强调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的文化模式。第四，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自然灾害多发和内部战争频仍的国家。
朱骏声《通训定声》：《一切经音义》六引《说文》：‘音乐和调也。晏婴以五味相济、五音相和的例子来说明和同之异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即后来儒家所谓的中庸。
……如此则四海之内合敬同爱也。因此，尽管和谐有多层次涵义，如个人身心的和谐，父子、兄弟、夫妇间的家庭和谐，群体间的社会和谐，国家间的世界和谐及天人间的宇宙和谐等等。和之内涵与定位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上的大变动时期。因此，和谐理念或和的哲学，便成为中华民族集体智慧最先思考的问题。
从这一概括中，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哲学并不否认矛盾的普通性。它只是强调，只有通过和的方法，才能化解矛盾和对立，从而达到共生、共存、共赢、共荣的目的。
但最终可归结为如庄子所说的与天和、与人和这两大和谐范畴。足见儒家推崇礼乐的根本目的，不是称王称霸，更不是掠夺与征伐，而是在于四海之内相敬相爱。
和的文化价值及其实践意义从六经中的和的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全方位辐射，到史伯和实生物及孔子和而不同的哲学定位，再到先秦诸子对和的多角度、多层次的全面拓展和开发，作为中华文化根源性智慧集中体现的和，已成为中国哲学的思想精髓和核心价值。它不仅是中华民族的基本精神和基本特质，也是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的最高价值标准。
